6月23日，贾桂德大使接受意大利浏览量最大的线上新闻网Fanpage专访，全文如下：

    一、近30年来，中国人均收入增加五倍。但快速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集约化转型正对环境施加越来越大压力。中国致力于减少碳排放，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您认为中国将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贾桂德大使：中国对国际社会承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在工业化过程中实现碳达峰不易，从碳达峰到碳中和，任务极其艰巨。根据目前各国已公布的目标，从碳达峰到碳中和，欧盟将用71年，美国用43年，意大利用45年，而中国给自己规定的时间只有30年。这意味着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将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强度降幅，用全球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为此，中国加强顶层设计、促进转型发展，将应对气候变化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加快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已取得不少重要可视成果。2012年至2022年，中国碳排放强度下降34.4%，以年均3%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平均6.5%的经济增长，成为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中国积极促进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发展，形成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风、光、水、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均稳居世界第一，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突破12亿千瓦，占全国发电总装机的47.3%；中国积极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和绿色交通运输体系，大力推广新能源汽车，持续推动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相关品牌和电池等广受各国欢迎；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年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45亿吨，成为全球最大碳市场；森林碳汇达到每年8.39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相当于抵销了全国一年的汽车碳排放量；中国贡献了本世纪以来全球25%的新增绿化面积，率先在全球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双减少”，森林覆盖率和森林蓄积量“双增长”。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中国在落实“双碳”目标上“言必行，行必果”，我对此有充分信心。

二、当今西方国家民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度不断提高。中国的情况如何？环保主义者也会举行集会活动吗？他们对政府提出哪些诉求？

贾大使：各国民众对气变的认知都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中国的发展过程中，一些地方也曾有过“先污染、后治理”的阶段现象。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衣食住行等基本物质需求得到满足，民众对“蓝天白云、绿水青山”的良好生态环境需求日益强烈。为此，中国政府近年加大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习近平主席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着眼中国国情、倾听民众所盼，将环境生态保护与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有机结合，得到全国民众的普遍欢迎和高度支持。同时，中国政府根据宪法和《游行示威法》等依法保障民众进行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利，并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加强生态法治建设，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如通过宪法、环保法和针对特定领域污染的单项法律，依法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通过各地区、各民族、各行业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建言献策，将各方诉求汇集形成提案并监督政府落实；通过直通街道和社区的基层立法联系点，让更多事关节能减排、污染防治等民众切身利益的意见直接反馈到最高立法机关。

在各方不懈努力下，当前中国尊重和保护自然、积极应对气变的社会反响热烈，全社会正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清华大学今年4月的最新报告显示，中国公众对气变认知呈现“高支持度”特点，普遍信任政府决策，高度关注和拥护政府在节能减排、产业转型、技术开发等方面政策。超97%的公众支持“双碳”目标，约90%的公众愿了解更多气变信息。这说明中国政府的举措是有效的，各界人士表达意见渠道是畅通的，对政府的工作也是总体满意的。

三、关于气候变化：为了不断减低二氧化碳排放，谁应该更大力支持相关投资？鉴于西方自1850年以来排放了更多二氧化碳，您认为脱碳成本是否更多应由西方承担？

贾大使：气候变化是当前国际社会的共同挑战，应对气变已成为国际共识。因此，国际社会团结协作应对气变更显紧迫和重要。1992年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至今仍是应对气变国际合作的主渠道。国际社会应继续坚持主渠道，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公平和各自能力原则，加强政策协调，加大对发展中国家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全面有效落实《公约》及其《巴黎协定》，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不断取得新进展。

必须指出，《公约》所明确的基本共识是，发达国家对于全球气候变化负有历史责任。发达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碳排放更多的历史事实不容改变，而二氧化碳在大气中存留时间往往长达数百年。这意味着发达国家历史排放是当今气变的重要因素，发达国家理应率先大幅减排，更早实现净零乃至负碳排放。遗憾的是，去年以来，一些发达国家调整了能源政策，化石能源消费和碳排放不减反增，这不是个好现象。发达国家在气候融资问题上有不少历史欠账，需要尽快填补每年1000亿美元的缺口，并制定2025年后新的集体量化资金目标。去年沙姆沙伊赫会议（COP27）建立了“损失与损害基金”，发展中国家期待基金尽快运转起来。同时，中国在应对气变方面也正做出巨大贡献。“双碳”目标本身就涉及大量资金投入，近年来中国政府还专门设立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用于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变，向低碳发展转型和开展气候适应力建设。但必须强调，中方所作努力与发达国家须履行的相关义务在法律性质上完全不同。

    四、习近平主席谈及的多边主义有何内涵？

贾大使：多边主义的基础是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内政。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主权平等的成员；大小国家应相互尊重，不能把一国意志强加于他国，也不能用小圈子的“家法帮规”取代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国际法则。习近平主席明确指出，多边主义就是国际上的事由大家共同商量着办，世界前途命运由各国共同掌握。中国捍卫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主张世界只有一个体系，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只有一个秩序，就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只有一套规则，就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将继续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带头践行国际法治，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打造各国共同未来、维护共同安全、促进共同发展作出不懈努力。

五、中方对乌克兰危机的立场是什么？《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的内涵是什么？如果有关方面中断向乌克兰供应武器，俄乌有可能实现停火吗？

贾大使：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始终站在和平一边，核心立场就是劝和促谈。中方对俄乌发生冲突事先并不知情，也没有向冲突的任何一方提供武器，希望该危机尽快获得政治解决。中方2月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提出尊重各国主权、停火止战、反对使用核武、启动和谈、解决人道危机等12点主张，指出“公认的国际法，包括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应该得到严格遵守，各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切实保障”。该文件与此前发布的《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一道，全面系统阐释中方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为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和平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热点问题指明了正确路径。
    危机延宕一年有余，民众渴望和平的呼声更加强烈。不少人士指出，输送武器恐怕难以更接近和平，只可能加剧冲突、延长流血。复杂的问题没有简单办法，但无论困难多大，政治解决的大门不能关上。各方应支持俄乌相向而行，尽快恢复直接对话，逐步推动局势降级缓和，最终达成全面停火。

六、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础，并规划未来两岸统一。与此同时，华盛顿和西方阵营却要求保持台海现状。中国政府有何打算？

贾大使：有关国家要求保持的“台海现状”，实质上是要维持台湾的“谋独现状”。我们有必要完整重申什么是真正的台海现状。第一，中国对台湾地区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的主权和领土从未也绝不允许分割，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第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当局不具有代表权；第三，由于内战遗留问题和外部势力干涉，海峡两岸陷入长期敌对状态，台湾当局仅是反中央政府的非法地方政权。

我相信，中方所讲的台海现状与西方媒体宣传可能截然不同，但中方立场有坚实的历史和法理支撑。宋元以后，中国历代中央政府开始对台湾实施行政管辖，1885年改设台湾为中国第20个行省。1894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次年4月迫使战败的清朝政府割让台湾及澎湖列岛，1943年《开罗宣言》和1945年《波茨坦公告》明确要求，“将日本窃取于中国之领土，如满洲（中国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这不仅是对台湾属于中国这一事实的法律确认，而且成为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取代中华民国政府这一旧政权成为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在中国这一国际法主体没有发生变化情况下的政府继承，中国的主权和固有领土没有改变。国民党政权的一部分军政人员退居中国领土范围内的台湾省，并在美国支持下割据台湾。因此，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遗留问题，纯属中国内政。既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那么对内当然对包括台湾在内的全部中国领土行使主权，对外当然得以行使独立权和代表权。2005年中国《反分裂国家法》明确规定，海峡两岸可就“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进行协商谈判，意味着两岸关系至今在法律上仍处于敌对状态。

《联合国宪章》规定了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等国际法基本原则。1970年《国际法原则宣言》及习惯国际法明确规定，任何国家支持他国内部反对派、介入他国内战等“干涉另一国家之内争”均属干涉他国内政。包括意大利、美国等在内的180多国与中国建交，通过建交公报等文件和领导人郑重承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意味着有关国家负有不得承认台湾当局代表中国的义务。联大2758号决议清晰表明，台湾属于中国，“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鉴于上述，有关国家要求维持的“台海现状”，实质上就是在干涉中国内政，否认中国维护国家统一的神圣权利。造成近期台海局势紧张的根本原因在于，岛内“台独”分子在外部势力的纵容和支持下不择手段推行分裂活动。破坏国际规则、单方面改变现状、破坏台海安宁的，不是中国大陆，而是“台独”分裂势力以及少数企图利用“台独”谋得私利的国家。口头上说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行动上却明里暗里纵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甚至打着“航行自由”的幌子在台海地区滋事挑衅、炫耀武力，这不是干涉他国内政又是什么？中国维护台海现状的努力关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事关遵守国际法上的不干涉内政原则，是重大原则问题，容不得半点含糊。我们敦促有关方面尊重历史和事实，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七、在台湾问题上，是否可能达成外交妥协方案？中国是否考虑武力选项？

贾大使：台湾问题不是外交问题，而是中国内政，也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中方不会有任何妥协空间。“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体现了中方解决台湾问题最大的善意和灵活。炒作中国“武力改变现状”，完全是曲解国际法，本质是否定中国对台湾行使主权。

首先，根据国际法，以一切必要手段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国家主权的应有之义，不受《联合国宪章》关于国际关系中禁止使用武力原则的限制。关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日内瓦公约第二附加议定书》第3条确认，国际人道法规则的使用，不影响国家维护主权领土完整和反对外部干涉的固有权利。

其次，台湾作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台湾当局对台湾地区不享有主权。个别国家及“台独”势力鼓吹台湾可依据“民族自决权”搞“公投”实现独立，有关主张毫无依据。国际法上的民族自决权仅适用于非殖民地和外国占领情形，台湾地区不涉及这些情况，不存在使用民族自决权的前提。同时，一国部分领土能否及如何通过公投独立问题，应由该国国内法规定，通常由该国全体公民决定。中国《宪法》等法律从未授权任何一部分领土举行“独立公投”，台湾的前途命运应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决定。

我愿强调，“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中方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也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两岸和平统一将为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巨大机遇，给广大台湾同胞带去切实福祉。中方始终坚持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凡有一线和平解决的可能，我们都将付出百倍努力。但倘若外部势力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胆敢突破红线，我们也完全有权利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

八、意大利必须在今年年底前决定是否延期“一带一路”谅备。如果意方决定终止协定，将为意中贸易关系带来哪些影响？为意大利招致何种后果？

贾大使：中意“一带一路”谅备是一份互利共赢的合作文件，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恩赐。签署谅备后，中意关系的战略水平进一步增强，意大利在中国外交关系中的优先地位、中意关系在中欧关系中的地位显著提升，产生了许多直接和间接利好效应。四年多来，中意双边贸易额屡创新高，2019年至2022年逆势增长近42%，去年高达近780亿美元；2019年至2021年意对华出口增长42%，今年头几个月大幅增长；两国合建的首艘大型邮轮日前在上海下水，未来还有5艘，总价近50亿美元；意法半导体在中国合资建厂，总价也高达32亿美元；意大利多次优先受邀参加中国重要国际展会，曾是进博会主宾国，今年又成为消博会唯一主宾国；意输华产品协议4年间签署7份，准入数量和速度均位列欧洲国家前列，意鲜梨和牛肉产品将进入中国市场。中国民众对意好感度也显著提升，一系列意在华文博艺术展广受欢迎，意成为欧洲国家中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来意留学生持续上升至2.9万人。大量的合作成果与效益绝非理所当然，而是与谅备签署后的积极舆论氛围和合作预期分不开的。对于一份彰显双方政治互信和合作战略水平的平台，如果贸然决定“退群”，无疑将释放负面信号，给两国政治、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浇冷水”，恐怕也会对本国形象、可信度和合作预期造成相当不利的影响。

九、然而，意政府必须重视国际联盟。您认为，七国集团在“去风险”战略上的立场是否进一步削弱了有关加强中意贸易关系和延续“一带一路”谅备的可能性？

贾大使： “脱钩断链”已被证明违反经济规律和国际经贸秩序，不可能实现。有专家学者指出，在该背景下，“去风险”似乎正成为对华“脱钩”的替代表述。“去风险”本身造成的风险很可能会大于认定的“风险”。更要看到，究竟谁在大搞贸易战、滥用经济金融霸权、扰乱全球贸易秩序和经济复苏进程，制造真正的风险。
    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近日公布的民调显示，大多数欧洲民众将中国视为“必要的合作伙伴”，而不是竞争对手或敌人。今年以来，外资企业继续加码投资中国，跨国商务活动加速恢复，众多跨国企业高管密集来华考察，以实际行动对中国投下“信任票”，其中包括不少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企业。中意经贸合作基础良好、潜力依然巨大，双方应共同把握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机遇，用好合作平台、把稳合作方向。希望并相信意方能理性务实看待和发展对华关系，独立自主作出最符合本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正确决定。

十、如果意大利决定退出“一带一路”谅备，中意是否可能就新的经济协定展开协商？

贾大使：“一带一路”是两国长期互尊互信、互利共赢的成果结晶，也是多年来共筑友谊、务实合作的战略升华，其意义不仅包括经济层面。正如我所说，中国是难以替代的合作伙伴，更是不容错过的发展机会。在世界各国对华合作“踩油门”的时候，“踩刹车”、“挂倒挡”显然不是符合两国利益的选择。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天然伙伴，今年两国更应将疫情三年耽误的时间抢回来，谈出更多合作，办好更多事情，让两国民众能真切感受到合作带来的福祉，将这条务实合作之路、友谊相通之路走宽走好，而不是相反。

十一、  梅洛尼右翼政府上台以来，中意关系是否发生改变？

贾大使：中意关系有深厚友好的历史根基，有全面有效的对话平台，也有互利共赢的合作成果，这是不容置疑的。去年底，习近平主席与梅洛尼总理在巴厘岛首次会晤，为两国关系发展把舵定向。中方高度赞赏梅洛尼总理在会晤期间发表的有关“反对阵营对抗”和“加强对话合作”两点重要表态。明年是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20周年，希望双方把握机遇、做好设计，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共同推动双边关系行稳致远。

十二、同梅洛尼总理不同，副总理萨尔维尼非常支持延续“一带一路”谅备。您认为萨的立场会影响政府的决策吗？以及该立场能否为未来意中形成“轴心”提供保障？

贾大使：我无意对贵国内政做评论。在中意“一带一路”谅备问题上，我们乐见意方相关人士发表公正、客观、有建设性的看法，为双边关系健康发展和繁荣合作出谋划策。凡是有利于两国和两国人民福祉的事情，我们一定会尽力推动。

十三、中方如何看待意已故前总理贝卢斯科尼？中方与贝的关系如何？

贾大使：对于贝卢斯科尼的逝世，中方表示沉痛哀悼，并向他的家属致以诚挚慰问。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已向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致唁电。14日下午，我应邀赴米兰参加了意方为贝卢斯科尼举行的国葬。

贝卢斯科尼是享有国际声望的意大利领导人和政治家，为意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曾积极促成中意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和政府委员会机制，支持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明年是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20周年，中方愿同意政府和各界人士一道，深化战略互信，促进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新的发展。

    十四、中方为全球新冠溯源提供了充足数据和信息吗？制定和调整“动态清零”政策的考虑是什么？

贾大使：新冠病毒溯源是一个严肃复杂的科学问题，应该也只能由全球科学家合作开展研究。中方始终支持和参与全球科学溯源，反对溯源问题政治化。中国是迄今唯一多次邀请世卫组织国际专家组到本国开展新冠病毒溯源合作的国家，也是迄今唯一多次组织专家同咨询小组分享溯源进展的国家。在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上，中国分享的数据和研究成果最多，充分体现了中方开放、透明和负责任态度，也体现了中方对世卫组织和咨询小组工作的支持。病毒溯源是国际社会共同责任，全球线索应得到同等关注。世卫组织和咨询小组应重视全球线索，切实与相关国家开展合作，并及时同各方分享研究成果。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中国政府秉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执政理念，在充分考虑本国国情和疫情实际基础上制定“动态清零”防控策略。这并不是追求“零感染”，而是以最快速度、最小代价控制疫情蔓延。中国人口多达14亿，60岁及以上人口达2.67亿，地区发展不平衡，医疗资源也不像发达国家那样充裕。《自然医学》杂志分析，若当时中国贸然放松疫情管控，或导致近160万民众死亡。打个比方，就是“针尖大的窟窿能漏过斗大的风”。随着奥密克戎病毒致病性的减弱、疫苗接种的普及、防控经验的积累、基层医疗保障和相关医疗救治能力的不断提升，在借鉴包括意大利在内的其他国家经验基础上，中国政府自然因时因势优化调整了防控政策，民众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很快复常，这说明我们的政策是科学有效的。